2004年4月27、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访问欧洲五国和欧盟总部前夕，应约在中南海分别接受了德国《世界报》发行人施托尔特、意大利《晚邮报》副社长维科、路透社总编林尼班克、《爱尔兰时报》助理总编唐纳荷的采访。以下为采访主要内容： 　　 　　路透社：中国经济正在以令人屏住呼吸的速度在发展。但有很多分析家和观察家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中国经济从多方来讲都有过热迹象。您对这些分析有何意见？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抑制过热？ 　　 　　温家宝：中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经济增长较快，工业企业利润提高，农业生产形势趋好，外贸进出口规模扩大，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是经济运行当中确实存在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建设规模过大；煤、电、油、运供求关系趋紧；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增长过快；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第一，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第二，严格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耕地；第三，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和新建的项目，严肃处理乱占耕地和乱上项目的违法违规行为；第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约资源的活动。我们已经第二次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还将发布加强土地管理的规定，提高部分行业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总的考虑是，宏观调控既要坚决果断，又要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我们相信这些措施经过一段时间会见效的，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因此要继续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包括投资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虽然宏观调控有难度，但是我们有信心。 　　 　　路途社：我们知道中国需要进行资本市场的改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改革，我们知道要在中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需要一个能正常运作的资本市场，能够配置相关的资本，它应该是透明的，并且是有效的，和周边的海外的资本市场相比是有竞争力的。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你认为中国还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让中国资本市场更有竞争力？ 　　温家宝：推进银行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对此，中国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们已经确定了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方法是实行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我们首先在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进行改革，中央做了必要的支持，动用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充实资本金。但是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改革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要引入现代的管理方法，推行统一的、科学的、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改革的难点在管理、在人才。在这两个银行改革积累经验后，再对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我们还要发展证券市场。也就是说，除了间接融资之外，还要发展直接融资。政府要为证券市场提供公平、公正和法制的环境。无论是银行改革，还是发展资本市场，都离不开企业改革。必须推进企业改革、改组和改造，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路透社：很多人提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是比较僵硬的，一直有所低估，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经济过热。中国何时将人民币盯住一揽子货币，您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逐步放宽货币波动的幅度，还是将汇率调整一次软着陆到位？ 　　 　　温家宝：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僵硬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并轨和改革是在1994年，那时我们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1994年到1997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8%。后来，遇到亚洲金融风波，中国承担了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责任。从那时起，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收窄了。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我们提出要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研究和探索适应市场供求变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何时开始实行，确实需要慎重抉择。这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是把握好宏观经济形势，二是健全银行体系，否则轻易变动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同时也会影响地区以至世界经济的稳定。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国际上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晚邮报》：目前在欧洲，一些民众对中国修宪将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写入宪法非常感兴趣，您能否给我们作一些介绍？ 　　温家宝：中国这次修改宪法，明确提出要尊重和保护人权。这是中国对于维护人权的高度重视，中国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首先，我们坚持改革和发展，使得13亿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第二，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一直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特别重视发展基层的民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三，我们确立了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中国已经参加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且负责任地于去年第一次提交了报告。还为加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积极的准备。我们希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不要搞对抗。 　　这次修宪，我们还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我们这里说的私有财产，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二是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 　 　　《晚邮报》：意大利一些中小企业家对中国企业有畏惧心理，担心出现一些仿冒产品。中国政府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克服这种不正当竞争现象？ 　　 　　温家宝：我首先希望通过贵报，消除意大利企业的这种畏惧心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正在采取四项措施。第一，成立由一位副总理负责的领导机制。第二，加大对盗版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通过司法解释，适当降低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处罚门槛。第三，对于盗版侵权进行经常不断的专项整治。第四，加强全民教育。我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一定会取得重大进展。 　　 　　《晚邮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年以来的表现怎么样？ 　　 　　温家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认真履行了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义务。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就把关税从15％降低到10.4％，废除和修订了近3000项法律法规。与此同时，我们取消了一些非关税的壁垒，明年将会取消汽车配额。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 　　 　　路透社：您要访问英国，我想英国对香港问题是非常感兴趣的。现在中国已经排除了在2007年至2008年在香港进行直接选举的可能性。我的问题是，您是否允许或者说您是否会预见在下一轮，也就是2012年在香港进行直接选举。如果不进行直接选举，如何能够恢复香港市民对行政当局的信心？ 　　 　　温家宝：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香港回归七年来的情况。我们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和基本法，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香港的法律基本没变，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香港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得多，这是一个事实。第二，香港政制的发展，要坚持按照基本法的原则，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这样做有利于香港政制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护香港各方面、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有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实际上，香港回归七年来，香港的民主是不断地发展的。比如说，香港立法会的议席，在第一届的时候按区直选的议席是20名，第二届的时候增加到24名，今年第三届的时候将增加到30名。香港的政制发展需要同香港的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的目标没有改变，基本法规定的目标没有改变，就是最终实现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直接选举，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最终作出的决定，充分发扬了民主，反复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香港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我总是跟香港同胞讲，一切要以香港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为重，以香港的繁荣稳定大局为重，增进理解，加强团结，维护稳定，共谋发展。中央政府对于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贯彻基本法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相信香港人能够自己治理好香港，香港一定会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爱尔兰时报》：关于台湾问题，您认为中国能否从英国和爱尔兰处理北爱尔兰问题上学到一些经验教训？ 　　 　　温家宝：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分割。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同时绝不允许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台湾问题同你提到的北爱问题性质完全不同。 　　 　　路透社：您最近和美国副总统切尼、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举行过会谈。切尼是否说服您相信巴基斯坦核科学家关于朝鲜拥有核装置的讲法？中国向金正日传递了什么信息？而金正日又向中国传递了哪些信息呢？ 　　 　　温家宝：中国一贯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朝核问题，保持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我们一直积极推动六方会谈。切尼访问中国和金正日访问中国，我们都向他们表达了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他们也都表示，愿意继续参加六方会谈，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赞成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他们都表达了解决自己关切的问题的愿望，愿意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朝核六方会谈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特别是确立了六方会谈的目标和机制。如果各方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还是有希望的。至于你说的，巴基斯坦核科学家关于朝鲜拥有核装置的说法，我们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没有得到证实。 　　　　　　 　　《世界报》：在反对伊拉克战争上，中国与欧盟是一致的。战争已结束，但该地区依然不稳定。贵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稳定该地区局势有何建议？ 　　 　　温家宝：中国对伊拉克目前的局势深感不安，对伊拉克人民深表同情。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中国同欧洲的立场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希望伊拉克尽早实现自治及恢复主权。联合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伊拉克重建任务十分艰巨，各国都应参与。中国也愿意参与重建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同样对巴以局势的恶化深感忧虑，希望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冲突，重新回到“土地换和平”的道路上来。联合国有关决议应当得到落实。唐纳荷：关于台湾问题，你认为中国能否从英国和爱尔兰处理北爱尔兰问题上学到一些经验教训？ 《世界报》施托尔特：欧盟仍未解除1989年以来拒绝对华军售这一最后的制裁，您对此有何看法？ 温家宝：坦率地讲，我希望欧盟能够尽早做出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同时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武器出口禁令是冷战的产物，事情已经过去15年了，已不合时宜，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同样如此。如果您能够到中国各地走走，就会发现在过去25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何等巨大的变化。新西兰刚刚率先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是个乐观的人，我预计欧洲会取消军售禁令并承认我们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爱尔兰时报》：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吗？ 　　温家宝：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讲到民主，首要一点是要解决13亿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乔治•华盛顿曾说过，“如果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作保障，真正的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贫者无自由。”在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改善人们的基本生活状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使2亿5千万人摆脱了贫困。第二，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已经开始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句名言——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他的另外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很少有人读过。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第三，我们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发展又很不平衡。我们现在只能在村一级实行直接选举，在乡镇、县一级和不设区的市直接选举人大代表。高层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还不具备。村一级的直接选举对村民是一个极大的锻炼。他们如能管好一个村，就会增长才干。这就是中国民主发展的过程。第四，我们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并且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我希望，爱尔兰的朋友能够看到中国在民主建设上所取得的进步。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使中国发展起来，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好，特别是使那些处境困难的人，如大批的农民、下岗工人以及贫困群体的生活好起来。中国的总理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很大的责任。这种责任来源于我对国家和人民深刻的理解和深沉的热爱。越是理解得深、爱得深，我的责任感就越重。我非常坦诚地将这种心情告诉你们，因为只有真实的，才会是持久的；只有持久的，才会是真实的。 《世界报》：请允许我就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向您提出个问题。您觉得能够同那些因此而离境的中国人达成谅解吗？ 　　温家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中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对这场政治风波我们党已有明确的结论。15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证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